1970年8月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，与1959年庐山上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会议不同，这一次大会议程看似平淡，只有讨论修改宪法、国民经济计划、战备问题等几个议题。
毛泽东和林彪
8月23日下午，大会正式开幕后，林彪第一个讲话说：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。毛泽东同志天才地、创造性地、全面地继承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。”
林彪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，他讲完以后，康生又发言说：“在群众讨论中，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，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，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。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，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。到底怎么样，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，最后定。”
就这样，会议原定的“讨论宪法修改稿”被悄悄置换成了“是否设国家主席”的议题。毛泽东听后十分不悦地说：“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，大家去讨论，今天散会。”
8月24日下午，会议组织分组讨论，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被分到华北组。陈伯达在华北组的讨论中率先发言，他搬出大段“天才”语录，不点名攻击张春桥等人，称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。陈伯达还说：“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，欢喜得跳起来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，生动地形容“有些人”跳起来的样子。
陈伯达
在当时极“左”思潮猖獗和个人崇拜浓厚的历史条件下，人们缺乏应有的辨别能力，甚至许多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也不例外，陈伯达慷慨激昂的发言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激动起来。有几位老同志发言表态，建议在新宪法中设国家主席，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。
汪东兴也站起来发言说：
首先，我完全赞成林副主席的讲话，谁反对毛主席，我们就跟他斗争到底；第二，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，8341部队和中央办公厅都接受不了。我代表8341部队强烈要求新宪法恢复设国家主席。我代表8341部队强烈要求主席当国家主席，林副主席当副主席；第三，我要澄清两个事实，有人说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、谦虚，我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，毛主席是从来不让步的。
汪东兴的讲话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，因为8341部队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，汪东兴是它的直接指挥官。汪东兴说“这是8341部队的愿望”，等于在事实上动用了毛泽东身边最核心武力机器的名义，来为一个政治主张背书。
汪东兴
当天晚上，华北组第二号简报（即全会第六号简报）印发，汪东兴的发言被全文记录了进去。第二天中午，毛泽东看到“六号简报”后，马上找汪东兴谈话，他严厉地说：“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，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，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？”
汪东兴说：“我听陈伯达发言说，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，就欢喜得跳起来，我很气愤。”
毛泽东冷冷地说：“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！”
汪东兴又解释说：“在讨论修改宪法时，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……”
毛泽东更加严厉地说：“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？你强调群众拥护，难道我不当，群众就不拥护了？我就不代表群众了？”
毛泽东和汪东兴
当天下午3点，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会议决定收回“六号简报”，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，责令陈伯达作出检查。
8月27日，汪东兴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书面检讨，检讨里说：
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，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也违背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，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。我的内心极感沉痛。
毛泽东看完后批示：“此件可以发到全会上。”这份检讨经周恩来修改后，很快印发参会的全体代表。
毛泽东此举不是羞辱汪东兴，而是保护，他让汪东兴在全会上把自己的错误亮出来，等于在全党和全军的视野里把他从“林彪—陈伯达”那一端剥离出去。知道此事底细的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周恩来、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许世友等极少数人中间，没有扩大。
8月31日，毛泽东写了《我的一点意见》，点名批判陈伯达“采取突然袭击，煽风点火，惟恐天下不乱，大有炸平庐山、停止地球转动之势”。文中专门区分了受蒙蔽的同志和阴谋家，汪东兴属于前者。
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，毛泽东的专列于9月15日到达武昌，他在这一天主动问汪东兴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汪东兴回答说：“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。”
毛泽东听后感叹：“这好嘛！你的心是好心。”
当天晚上，汪东兴写出了第二份更深刻的检讨，系统批判陈伯达，承认自己上了当。毛泽东在这份检讨上批示：“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、周、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……你写的信，我看过了，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。”
汪东兴
此后毛泽东对汪东兴继续采取了保护的态度，因为他知道，汪东兴是被陈伯达的突然袭击和“天才论”话术蒙蔽，一时激愤失言，是“受骗上当的好心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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